“我自己不畏惧死亡,因为我已经很值了,但是我很注重健康,我希望在联想需要我的时候我能够起到作用,我希望给家人和朋友带来欢乐,我还要努力练好高尔夫球,我还有很多想看而没空看的书、电影、电视剧,我还想学太极拳,再有时间我还想学唱歌……”
——柳传志2014年公益演讲
一个半月前,换了“江湖”的马云去了趟日本。
在一间禅意风格的日式庭院中,马云见到了“偶像”柳传志——今年9月,已75岁高龄的柳传志因身体原因赴日本修养,期间探望者也绝非马云一人。
有人曾指出,要论身价,柳传志恐怕逊于多数当红企业家,甚至不及马云的四百分之一。为何他备受尊重?
殊不知,身价只是个表面象征。
1984年至今,太多企业家拥有过这种“象征”,却又消失在时代浪潮中。
回看中国商界35年,能挺立潮头者屈指可数,柳传志是其中之一。
开创、认可、满足、名誉、指责、争议、谩骂、憎恨……再多的词汇都难以勾勒他的商业生涯。
在他退休之际,不可否认的是:
他是改革第一代弄潮儿;
是联想商业故事的领路者;
是马云偶像、雷军恩人、王健林大哥;
更是中国经济腾飞30年的亲历者与见证者;
…………
身经百战、归隐幕后、江湖不老、地位犹在。
1、“老头不管”
简单几句话,颠覆了对这位老企业家的认知,甚至“看”到了他可爱的一面。
大约两年前,柳传志在美国养病,新浪科技与他有过一次越洋电话采访。
在谈及热点事件时,电话那头的语气虽然缓和,但时常一针见血、直指要害。采访尾声聊到了移动互联网,严肃的氛围却突然轻松起来,“这个我得好好说说,打长途,贵,你也用微信吧?那个打起来是真方便,还免费,还有那个移动支付……中国在这些方面确实走在了前面……”
简单几句话,颠覆了对这位老企业家的认知,甚至“看”到了他可爱的一面。
的确,在归隐幕后的这几年,柳传志的生活轻松自在了不少。
一位接近柳的人士习惯称他为“老头”,该人士透露,老头这两年很少插手公司事务,“他把自己定位为参谋,比如搞投资,你告诉他什么可能会成为风口,他愿意帮你从大环境中把控方向,提示利弊、敲敲警钟,但具体投哪家?投还是不投?老头不管”。
正如马云承认不懂技术,柳传志也在内部多次坦言:商界瞬息万变,自己的步伐已相对缓慢,虽在不断学习与思考,但决策权终究要交给年轻一代。
“更多的时间在陪家人,每周老头大概会来公司一两趟,下属们会把事务压缩,集中在他办公日统一处理”,该人士说,即便开最重要的董事会,老头更多时候都是在倾听,“开会时如果你不认识他,你可能猜他只是个顾问,绝不会认为他是主席(笑)”。
之所以如此坦然,得益于柳传志多年培养的领军人物:杨元庆、朱立南、赵令欢、宁旻、陈绍鹏、李蓬……这些人各个独当一面。“老头”的轻松,也是必然。
除了当“参谋”,柳传志还有个相对繁重的“任务”——定期接受采访。他更愿将自己的见闻与理念广泛传播,激发和鞭策企业家精神。不过,有些陈年旧事他回答了上百遍,自己都感到乏味。
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,他可能更喜欢接受年轻记者的采访,“就跟爷爷向晚辈讲故事一样,他会有耐心,也会抒发一些新的情感”。
与年轻人共事,了解年轻人想法,是柳传志近些年的爱好之一。
他甚至喜欢读网络小说,追追神剧,偶尔还与网友们扎堆神聊,“听说他喜欢看高晓松的脱口秀,很长见识。还和高晓松私下约了饭,边吃边探讨节目里的观点,很有意思”。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此前报道,柳传志以前喜欢竞争性的体育运动,比如打高尔夫球来督促自己保持进取的心态。近些年竟喜欢上更具思考性的德扑,时常组聚,还与马云交手,双方各带一队,现场PK。
2、九死一生
怡然自得、淡泊名利、和蔼可亲,这些可谓柳传志后半生的真实写照。但究其前半生,性子急、脾气大、敢于开拓又擅使手腕,另一个柳传志又渐渐“浮现”。
时间倒回至1984年。
这一年,柳传志40岁,工资只有78元,一家7口人挤在一间12平米的小屋中,而这间小屋还是自行车棚改造的。
不惑之年,还在中科院闷头搞研究的柳传志“憋得不行”。他曾总结说,“我可以忍受清贫,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、虚度时光”。
恰巧这一年,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谈到: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,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。所以,中国决心打开国门,走上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”。
这一年的10月17日,柳传志和11名同事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,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。
从这天起,他把大家投身到一个未知的领域中:
搞研究?可能略知一二;
办企业?根本一无所知。
很快,他就为自己的“无知”交了学费:最初起家的20万本钱,半年的时间被人骗走了14万。
跌跌撞撞中,联想吃力前行。3年多后,命运眷顾了他。汉卡,成为联想的第一桶金。
1988年,电脑刚刚兴起且售价不菲,柳传志发现在香港进口电脑要远低于内地售价,于是他建立了香港联想,并借助各种关系,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。
可是,当时内地电脑市场已经有三四个美国品牌,AST电脑并无优势。于是,他带人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,此举成为了内地“英文盲”的福音。很快,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脱销,联想盈利暴涨。
联想进阶,面临选择。
在国产品牌毫无胜算的情况下,柳传志决定克服阻力,做自主品牌。
1989年年初,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。他在会上大声宣布,联想已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子公司以及研发培训中心等,这家从中关村成长的企业,已经成为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。
话音落,众人心潮澎湃,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。
可惜,属于联想的“新时代”还未开启,就提早落幕了。
同一年,由于缺乏管理经验,产品质量欠佳,导致资金积压,香港联想的亏损持续加剧。网传,当年年底柳传志做了阶段性总结,并提出“瞎子背瘸子”的产业发展策略。所谓“瞎子背瘸子”,即优势互补。当时香港联想是3家公司合资,之所以成功,是因综合了3家公司优势因素——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,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;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;联想计算所公司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。这也为联想未来出海打下了基础。
转机来自于1990年的官员考察。这批官员肯定了联想的能力,并颁发了生产许可证,联想可以生产自销系列微机,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诞生。
1993年,由于中国关税降低,国外电脑品牌IBM、AST、戴尔等大举进入中国,联想品牌受挫。柳传志进行了内部大调整,换上了当时还不到30岁的杨元庆,承担自主品牌重任。
次年,联想香港上市,这也是柳传志提出的战略部署之一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,公司售出1.68亿股,每股1.33元,市盈率为13.8倍,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,香港联想的市值达到8.28亿港币。
3、三次抉择
一定意义上,联想集团的兴衰决定着柳传志的成败。即使再度出山,也要力挽颓势。
2000年后,摆在柳传志面前的有三次抉择。
这一年,联想分拆成功,分别成立了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。他意识到,公司必须要走多元化道路。于是,杨元庆成为了联想新的掌舵者。
余下几年,联想腹背受敌:国内市场趋于饱和,增长形势缓慢且竞争尤为激烈,低端在血拼价格,高端有欧美日大厂把守,无法撼动。
反观联想,既不能把控成本,又没有雄厚的研发实力,不上不下,甚是为难。
久而久之,联想的路越走越窄,“曲线救国”的唯一方式是:走出去。
2004年,联想上演“蛇吞象”,将互联网巨头IBM的PC业务成功收购。柳传志多次肯定了该事件的意义,并将其定义为“成功”。
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中国尚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吞掉国际巨头,联想算是先行者。
实际上,早在2001年,IBM公司就给联想抛出了橄榄枝,但收购之举遭到了管理层的否决。据悉,管理层给出了“铁的事实”和“致命风险”的回应:前者是“在全世界并购案例中成功的只占25%”,后者则是“联想一旦购并失败,面临的不仅是伤筋动骨,而是粉身碎骨”。
柳传志是明白人。即便没有前车之鉴,他也在暗中推动着这次收购。经过三年的推敲与论证,IBM PC业务被收购完成。
在杨元庆的掌舵下,新联想继续杨帆。
可惜机不逢时。2008年,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全球重组计划耗费巨额资金,联想集团全年亏损2.26亿美元,成为公司成立25年来最大的一次亏损。
“世界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罢了”,已退隐幕后的柳传志发声了。他说,真正的原因是在收购IBM PC业务之后,出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企业管理问题,“IBM员工喝矿泉水,穿西装和吃低热量饮食。联想公司员工则喜欢喝鱼头汤,穿开领衬衣和抽烟。生活习惯尚且如此,更不用说行事作风和看问题的角度”。
他十分清楚,若处理不好员工的关系,也就处理不好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,“企业迟早要完蛋”。
2009年2月,柳传志不得不再次出山,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,杨元庆重新担任总裁。“柳杨组合”力挽狂澜,联想经历了3个季度的连续亏损后,扭亏为盈。2011年年底,柳传志看战局稳定,决定再次功成身退,把帅印又交给了杨元庆。
退后的柳传志决心再打一仗:推动联想控股整体上市。
2013年,他还经历了一场舆论风波。那一次,他在企业家团体内部提出“在商言商”,迅速引起热议,甚至出现了众多质疑的声音。在公众心目中,他的中国企业家领袖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商人,“只是一个商人”。
“我从来没想过当什么领袖。正好,我非常愿意回到商人的位置”,面对质疑,柳传志淡然回应,“但凡是影响到企业,危害了企业或者是危害到员工的利益,那我就不说了,这就是在商言商”。
两年后的6月29日,柳传志再一次站在了香港交易所,这次他为联想控股敲钟,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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